在封建社会，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。因为越是愚昧无知的百姓，越是便于封建专制的统治。百姓只知道“跪席待罪”，只知道哀求，而不知道站直了同统治者说话。
　　掌握权力的人，总要占据一种优势，才能够形成对相对人的权威。法国总统戴高乐曾说：权威性来自于神秘感。越是信息不对称，办事的标准就在有权人手里；谁掌握标准，谁就有了权威。因此，有权人必然是要保持办事规则的神秘性的。“文件传达到哪一级”，历来是权力等级的分界线。尤其是在信息社会，你不知道信息，你就丧失了主动权。因此，所有的国家，你都不要指望政府官员会主动公开信息。
　　即便在我们的人民政府里，好多公务员都会千方百计地不公开办事的规则和信息。他们把根本不是国家秘密的东西自我解释为国家秘密，限制别人查阅。除了他们怕麻烦的老爷作风等原因外，最主要的还是一种“官气”，材料在我们的柜子里，就不告诉你，你又能怎么样？老百姓所谓的门难进、事难办、脸难看，主要的就是这些事情。而好多没有现代行政意识的公务员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一直如此的。
　　怎么办？人民用立法来强迫政府机关公开信息。有的国家，有政府档案定期公开法；有的国家，有政府信息公开法。法国在1978年颁行了《行政文书公开法》，该法规定，国家行政机关、地方公共团体等都有公开行政文书的义务，只有那些涉及私生活等非公开文书不在公开之列。美国自1966年制定了《情报自由法》以后，又相继制定了《阳光下的政府法》、《隐私权法》、《电子情报自由法》等一系列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，其中的《情报自由法》还是世界上政府信息公开方面最为完备的法律之一。澳大利亚于1982年制定了《情报自由法》，以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，其基本精神是联邦政府各部门在不违反保密法的前提下，应公开政府信息，这是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。在亚洲，韩国是最先施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国家。韩国于1996年制定了《公共机关情报公开法》，并于1998年1月1日实施，它对信息公开的宗旨、机关、原则、范围、例外情况以及权利救济等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规定。日本于1999年5月也制定了《情报公开法》。它规定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情报公开的请求人；公开情报的范围是国家行政机关可以公开的行政文书；请求人与行政机关就情报公开问题发生纠纷的，可以使用行政诉讼作为救济手段等等。可见，政府信息公开是世界上依法行政国家的一般做法。我国的广东省和上海市也已经制定实施了《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；并有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出了要求制定《政府信息公开法》的提案。
　　我国近年来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是法律倒过来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开放，这是我们国家高层的现代意识主导国家进步的表现。一般而言，法律是保守的，滞后的；经济基础进步了、社会意识进步了，法律才会把这些进步意识固定下来，长久执行。但我国在行政法领域，一直是法律在推着公务员往前走。《行政诉讼法》、《国家赔偿法》、《行政许可法》，叫好的都是百姓，最大的阻力来自于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。
　　这种现象值得公务员们好好反思。现代行政观念，是一个“还权于民”、“执政为民”的观念，再企图利用信息封闭来保住自己的特权，已经行不通了。信息公开，对行政相对人负责，是现代责任政府的基本特征，不能对社会上的这种诉求反感和抵触。
　　在具体操作中，界定保密范围是个要害，不能允许政府机关任意设定自己信息的密级，把一些毫无保密必要的信息也作为内控信息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政府机关就会滥用权力把所有信息都“保密”起来，变成不公开的信息，政务公开也便成了一句空话。